第三十九章 轮台之思（五） (第2/2页)
前者目的是对的，但大顺这情况，做不成事，能被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农民起义加旧士绅地主势力把屎打出来。
先掂量掂量新兴阶层现在才几两重，算着自己提供的税收和传统地租差不多，就真以为自己掌控的资源和士绅地主一样多了？
后者手段是可以借鉴的，但他们脑子还停留在三代之治和空想上，能让资本主义世界把屎碾出来。
真按照他们的办法来，那肯定要弃印度、放南洋、削海军、分封建、省内士绅生员议政、推举举荐良才，在这个全世界都在蹦着高集权的大争之世，那就真完犊子了。
当然，这些让皇帝一听就会炸毛、吓个半死的东西，刘钰肯定是不会说的。
但，面对皇帝，他也不可能向面对太子似的，忽悠什么“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样的话，因为忽悠起来有点难。
而且皇帝对刘钰说话的风格，早在很多年前就有点了解，凡是那种“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事，多半是说一堆好处，等着事办到一半了，说哎呀之前没想到还有坏处……
现在刘钰放出豪言，说可能也就四五千万两，就能干成这件“功德无量”的大事……钱从哪出？皇帝肯定得考虑这个问题。
就算刘钰顶着众人的攻讦，不惜搞出来类似流民图的东西，在计划的河道无人区，就是强占地主的土地把他们都送去垦殖……那修堤的钱，改运输线的钱、重新规划水利工程的钱，也肯定不只是四五千万两就能解决的。
搞完了松苏，再让刘钰搞一波山东？
其实，这已经有点超越皇帝的内外之分的底线了。
或许皇帝其实并不是刘钰想的那么黑暗，但实际上，那个最黑暗的想法，恰恰就是可行的、可控的、最有利于皇权的手段。
现在的情况，则是皇帝怎么想的，于此时不需要深究了。
现在是私下里召见的谈话，刘钰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算是直接公开了。
这句话的背后，就是上千万人口可能遇到的灾难，和山东数万平方里将可能漫灌而影响日后山东几十年的水利农田稳定。
以及，山东这几年的粮食价格，一直在涨，这已经不能用“丰收则粮贱、歉收则粮贵”来解释了——这种解释，建立在山东1000万人口、7000万耕地的基础上；而现在两千多万人口，耕地并没有增加多少，再这么解释那就真是刻舟求剑了。
有些话，私下里怎么说，都行。
但一旦拿到外面、拿到朝堂上公开放炮，事儿很可能就难以收场。
到时候，办，还是不办，那就要牵扯更多的问题了。
无论是办，还是不办，真要是在朝堂上公开了谈，无论是办还是不办，那都要面临数不尽的扯淡和麻烦。
这可不只是地方节度使之间要为地方趋利避害这么简单，还涉及到一个“实学派”为了松苏要把黄河扔给山东这样的类似说辞，真要争起来，只怕很多东西就压不住了。
所以皇帝也不可能一口回绝，直接告诉刘钰，不行。
回绝简单。
可怎么确保就没有不怕死的，把这件事闹大？真闹大了，到时候逼出来类似立“生死状”之类的闹剧，那就更难看了——谁敢说黄河一定不会决口？赌什么？赌头？赌全家？
再说刘钰既是敢承担这件事，在皇帝看来，那也真的是奔着死去的。死都不怕了，身后被戳脊梁骨都不怕了的这种滚刀肉，真犟起来，也是难受。
当然，只要不直接回绝、以及刘钰非要闹大，那么这件事就不能算是刘钰倒逼朝廷做事。
终究，还是要看皇帝的态度，以及假设不允许的情况下刘钰会怎么办。
皇帝想了想，问道：“测绘、民夫、征地之类的事，先不提。除这些事外，卿以为，要怎么办？”
刘钰忙道：“回陛下。募集民间商贾之资，先修铁路。由胶东起，至济南，转济宁、兖州府。”
“若要大修黄河，则大清河、小清河之水运必坏。非要先通道路，维系山东原本的商人运转、盐业转运，否则贸然行事，必乱阵脚。”
“而济宁一带，自运河废，日渐凋敝，流民日多，不若募集为劳力，修路筑桥。”
“且既要治河，便不可不虑移民。若无铁路之便，则移民难度太大。若能通胶州，则有灾荒，或可远渡重洋、或可北渡辽东，此皆便利。”
“况若治河、修堤，则不可不要粮米转运。如今漕米皆走海，若无道桥，便是治河修堤也多不便。”
“臣即便治河，也无需牧兖州，镇青州。只需督河道左右三十里。外加串联铁路的临淄、潍县等数地，纵不成，也不至乱山东全境之政。”
在运河被废之前，山东的经济重心和发达地区，是鲁西南和鲁西北。和后世是反着的。
而临淄这样的两千年前古城，已经混成县了；潍坊都是连个州都混没了，混成小县镇了。
本身威海等地因为早些年刘钰练兵办学、以及开辟对朝鲜航线的缘故，在皇帝心里那本也算是内外之别的“外”。
现在刘钰说不是要搞的像松苏那么大，而是只要督镇河道沿线、三两个穷县，还要个类似胶东湾那样的以前万把人的小地方，这让皇帝听起来觉得此事倒还真不是不能商量。
商人出资，铁路又飞不走，日后怎么说，在皇帝看来，自然是好有好的说法、坏有坏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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