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三六章 逼着商人赚钱（下） (第2/2页)
这四拨人之间的博弈，是走私贩子、咖啡商人、拉布拉多茶种植者，一起干那些买海关茶的。
但怼完之后，一些事就失控了。
当时北美流行一种叫tarrihering，焦油和羽毛的私刑。就是把沥青烧化了之后，往身上泼，然后再往身上沾羽毛。这种刑罚，至少也得脱层皮，热沥青往身上泼，不死也得扒层皮。
而着名的受害者约翰·马尔科姆，被人泼了沥青沾上羽毛后，绑在那棵着名的“自由树”下一顿打。
打完之后，就给他灌茶叶，一直灌到他呕吐为止。
草尼玛的，你不是支持茶叶降税吗？我让你喝，今天就让你喝个够，喝不死你。
在那之后，喝茶这件事，就成为一个政治正确问题。
喝茶，就是不爱国，就有叛国倾向、就有保王倾向。
这背后，就是咖啡商人和拉布拉多茶商人在背后推动的。在汉语里，拉布拉多茶也有个茶字，但是在英语里，这玩意儿不是茶。
就当时来说，有反英的、有保英的，其实大部分人还是日子人，看看热闹得了。
而这些日子人，看到这些针对茶叶的迫害之后，也没几个敢喝茶的。没事找事吗？为了喝口茶，真叫人抓起来，泼上沥青，沾上羽毛，打一顿，也不值当的啊。
理论上，我“爱国”和“反英”，同时又“喝茶”，能否同时存在？
理论上可以。只要我喝的是走私茶、喝比关税茶贵2两个便士的走私茶，那就可以同时存在。
问题在于，都是喝的武夷茶，你说得清你喝的是爱国走私茶、还是不爱国的关税茶吗？
凡事只要一上纲上线，那么这种事就只有“更纯洁打败不那么纯洁”这一个选项。
比如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信中就专门说过这个纯洁问题。
我想我忘了告诉你一个轶事：当我第一次来到这所房子时，已经是下午晚些时候了，我至少骑了35英里。“夫人，”我对休斯顿太太说，“一个疲惫的旅行者，需要用一杯茶来舒缓一下。只要它是走私的、或者没有缴纳任何关税就行。”
“不，先生。”她说，“我们已经放弃了这个地方的所有茶。我不能泡茶，但我可以给你煮咖啡。
这里面，约翰·亚当斯的纯洁度就不太够，因为他还喝茶，只不过他拒绝喝缴纳了关税的茶。因为交了关税，意味着不纯洁。
而这位太太，则比亚当斯更纯洁，因为她连茶都不喝了，而是喝咖啡。
所以，约翰·亚当斯很羞愧。
从那之后，他也不喝茶了，改喝咖啡了。
本来，咖啡商人、拉布拉多茶商、走私茶商、海关茶商，四家斗。
三家一起把海关茶干死了。
剩下这三家，咖啡商加拉布拉多茶商，和走私茶商势均力敌。
在随后的“纯洁爱国运动”，使得喝茶本身也是罪，尤其是在给马尔科姆灌茶灌到差点吐死之后，一般人也就尽可能别喝茶了，以免摊上事；而那些从政的，则需要以更纯洁打败不那么纯洁，以前只喝走私茶以明志的，现在走私茶也不喝了，只喝咖啡。
这是国内环境。
而国外的环境，也使得北美建国后的茶叶商人，逐渐完蛋。
先是英国封锁，然后英荷战争、荷兰东印度公司完蛋、法革等等一些列的事，使得英国逐渐拿到了茶叶的贸易垄断。而咖啡种植业的兴起，以及拉布拉多茶被控告致幻的背刺，使得咖啡商人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茶叶可能被咖啡替换，尤其是可能和政治沾染上关系。
而信教的……他们的思维，是非常魔怔的。
比如克伦威尔的死。
他得了疟疾，但金鸡纳树皮奎宁是天主教传教士发现的，所以克伦威尔宁吃新教的草，不用天主的药，最后死在了疟疾上。
大顺这边的人，去这种宗教国家，尤其是原教旨清教徒的国家搞辩经，往往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辩不到点上。
但这不重要。
只要有足够的茶叶运过去、只要壮大走私茶贩子的力量，干死咖啡。那么，走私茶贩子，自会为茶叶赋予一个神圣的地位。
经济基础决定很多事嘛，卖茶叶的赚的越多，就越有话语权。找点枪手论述下喝咖啡会丧失勇武精神变法国娘娘腔，也是很容易的。
反正东印度公司已死，大顺要做的，就是趁着战乱期间，把大量的商品带过去，培养出一批靠大顺商品赚钱的人，日后他们自然会为大顺的商品摇旗呐喊。
不只是茶叶。
还有棉布，这关系到和北美的一些羊毛纺织业的斗争；漆器，这关系到移民的细木匠的斗争；金属制品，这关系到北美刚准备起步的金属加工业能否被直接摁死在萌芽中，等等。
运过去的越多、货源越充足，干这一行赚钱的就越多，将来站出来说话的人也就越多。
在战争结束谈判前，要把一些东西，搞成既定事实。走私贩子和商人，他们拥有很大的能量，可以直接操控北美的舆论。
大顺的这项决定，这场被强制的规模贸易，对之后的北美、甚至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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