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六三章 备战（六） (第2/2页)

其实，如果搞“大顺特许锡兰公司”，不用脑子，用丁丁想，也可以知道，资本不会选择华人作为劳动力，而是会选择运费更便宜和有种姓制度反抗度更低的泰米尔人。
　　
　　泰米尔人到锡兰的距离，并没有从南京到上海远。
　　
　　华人雇工到锡兰的距离，却相当于从上海到阿拉木图。
　　
　　运一个华人的成本，是运一个泰米尔人成本的20倍不止。
　　
　　而且，当年南洋的事，巴达维亚乌衫党，也给大顺的新兴阶层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象：华人逼急了，就容易反抗，远不如种姓制度下的人驯服。
　　
　　资本如果不受约束，会选哪个？
　　
　　官督商办，从纯粹利润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肯定不如官不督、资本完全自由的利润……或者叫“效率”高。
　　
　　某种程度上，刘钰的诸多变革类似于【客观上】完成了一项历史上进步的事业，纯是借助大顺的特殊情况，来完成一项历史和生产力意义上的进步。
　　
　　刘钰是经常站在资本的一边，打压小农、镇压起义、有时候还要在朝中为资本家们保驾护航，但要说刘钰真正和他们站在一起，那肯定也不是。
　　
　　实际上刘钰做事的逻辑，其实很简单：
　　
　　保证资本投资的利润，比在大顺买地收租高、且高过历史传统带来的对土地的信赖加成就行。
　　
　　资本逐利，就像是水往低处流一样，是个基本的规律。
　　
　　包括大顺的土地兼并，其实也是符合土地私有制下的逐利规律的。
　　
　　早就有人说了，家有钱财万贯，今天赔了、明天烧了，远不如土地，战乱之后，张家的仍是张家、李家的仍是李家，本身收租的回报率也不低，还有充沛的避险投资性质。
　　
　　土地私有制加土地买卖允许，资本自然往土地、放贷上跑。无形之手嘛。
　　
　　所以刘钰非常欣赏“西方人用火药征服世界、中国人用火药做爆竹”这句“反思”——反思错了，这分明体现了中国人民很早就有的市场经济精神，利润导向。
　　
　　伽利略这种威尼斯军械局资助的力学研究、拉瓦锡这种火药局局长的化学研究，分明就是逆市场经济的国家管控和政府引导下的“邪路”嘛。
　　
　　刘钰也没琢磨着靠意念，愣是改变这个规律，幻想什么资本家是一个民族的就一定会为民族崛起、大争之世而放弃利润。
　　
　　他只是在利用这个规律。
　　
　　水从甲流到乙，不是规律；甲比乙高，水从高流向低，才是规律。
　　
　　那就简单了。
　　
　　可以把乙垫高一点。
　　
　　比如他在松苏地区，搞全面的田亩清查、标准十一税，提升土地价格，降低买地收租的收益，转为货币租压低粮价逼佃户退佃逃亡。
　　
　　也可以在再挖一个丙，比乙要深。
　　
　　比如关东、南洋的大开发；海外贸易等等。
　　
　　他在苏北，对盐户进行残酷镇压，就是让投资苏北垦荒的利润，要比把钱在松苏买地收租的利润高。
　　
　　小生产者的盐户既然阻挡，那就镇压。
　　
　　他在漠河黑河等地提出的移民实边的金矿计划，则是另一种思路，即从一开始东洋贸易公司必须承担军事义务和培训水手义务时候的思路——即便承担种种义务的额外开销，利润回报率依旧比买地收租要高，你不肯，有的人是肯干。
　　
　　纯粹的追求利润、追求回报率，那是资产阶级夺权之后，成为统治阶级，并且制定了符合其阶级利益的法律之后，才可能出现的情况。
　　
　　而大顺的资产阶级，距离成为统治阶级，还早着呢。
　　
　　当大顺的手工业和工业基础，对世界其余地方有巨大优势时，效率或者利润，不是第一优先项。
　　
　　只要高过在大顺买地收租，那么更高效的利润回报，在他眼里，或者站在抽象的民族视角而非商业资本的视角，那就是无意义的冗余利润。
　　
　　就像是赵立本在黑金矿的遭遇，与此时大顺正在进行的金矿实边黑龙江移民计划的区别。
　　
　　从纯粹的利润角度，黑金矿，奴隶制，少量看守，资本的利润回报率更高。
　　
　　从民族扩张聚居地的角度，官督商办，削减资本的投资回报，夹带军事和民事义务，这才是正确的。
　　
　　虽然刘钰不明白，一个收入表里很长一段时间内排第一是孟加拉农业税、第二是盐税、第三是鸦片专营税、第四是向本国倾销印度棉布买办利润、第五是承包本国盐引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是怎么被理解成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工商业的伟大力量之标杆的。
　　
　　甚至于，这个时代的两个主流经济思想，重商主义、自由贸易，它都不沾边。
　　
　　一个让本国贵金属外流、倾销打压本国工业的重商主义？
　　
　　一个靠着垄断特权，被自由贸易学派猛攻做反面典型的自由贸易？
　　
　　虽搞不懂这些辩经和打思想钢印的东西，但刘钰却明白，大顺最适合学的不是英荷模式，而是法国西班牙模式。
　　
　　西班牙的殖民地贸易政策，是错的。
　　
　　而错的原因，不是殖民地政策本身错了，而是错在西班牙不是大顺大明，对自己的手工业能力没点批数。
　　
　　西班牙那点手工业能力，也配搞禁止外货？禁得住吗？
　　
　　法国的殖民地控制政策，也是错的。
　　
　　而错的原因，不是殖民地控制政策本身错了，而是法国良好的地理环境，对自己本国人口的生活水平没点批数。
　　
　　过年时候每家锅里有只鸡的生活水平，2600万人口不是户口、3亿5000万亩耕地和牧草地，也配移民占地？除了被《枫丹白露敕令》打击的新教徒，谁肯去？
　　
　　学英荷，按照诸子百家争鸣时候的评价，连刻舟求剑都不是，纯纯的守株待兔。
　　
　　英荷模式救不了大顺，甚至连殖民和海外贸易都无法指导。
　　
　　或许宋朝是英荷贸易模式唯一的机会，遍布世界各地的宋钱，说明宋朝的关税很大一笔应该是进口税；而大顺想把白银花出去买东西，现在真的挺难的，隔着一个卖不出去商品甚至同质竞争的印度，使得大顺只有“全力扩张绕开印度把握中欧贸易、毁灭印度手工业扩张市场”和“一口通商坐地收钱”这两个选择，没有中间态。
　　
　　而对西、法而言，错误的政策，恰恰对大顺是绝对正确的选择。
　　
　　按照西班牙的殖民地贸易政策，大顺能保证殖民地人口，半个外国货都用不上，想当买办都当不成。
　　
　　按照法国的地理位置与北美的距离，大顺能保证之前的一百多年，润到北美至少一个2600万的法国总人口、甚至不止一个，哪怕是都督府加改土归流的形式——东北太冷、南洋太热，同纬温带太吸引人了。
　　
　　所以资本在讽刺法国的王权力量对资本的控制时、当资本在讽刺法国国王能够一直调令就把法国东印度公司总督调走的时候，刘钰则努力学习法语，促使反基督同盟的领袖大顺和天主长女法兰西达成了准同盟关系，学习法国的诸多政策。
　　
　　所以在锡兰的杜锋，在面对杜普莱克斯被调走的情况，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物伤其类的悲哀。他也只需要朝廷的一句话，就要滚蛋，而且必须滚蛋。
　　
　　也所以，明明资本会倾向选择泰米尔人的锡兰，华人的数量被刘钰逼到了20万左右，并且还在不断增加。并且始终没有出现大顺锡兰公司、特许印度公司之类的组织。